唐翼明：对传统文化应适当保守
其实，8年前采访日益频繁往返于纽约和北京的作家？建英时，她就向我介绍过1980年代初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门唐翼明，他们都师从于国际著名学者夏志清（1921～2013）先生。作为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任机要秘书唐振楚（1914～1999）的长子，1949年春，7岁的唐翼明和6岁的妹妹漱明、不到3岁的弟弟浩明被从衡阳县城送回金溪庙乡下伯父家避难，父母不忍带着三个孩子逃往前路未卜的台湾。不久，唐浩明（又名“邓云生”）被过继到城里姓邓的理发匠家，相依为命的妹妹8岁时因痢疾不治而早夭，少年唐翼明饱尝伯父伯母的冷眼和“土改”、“反右”、“文革”的磨难，这个“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狗崽子”成绩优异却无缘大学。直到1978年，唐翼明直接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与近30年后走红央视《百家讲坛》的学者易中天同门，师从于国学大家胡国瑞先生（1908～1998，字“芝湘”）。1981年3月，唐翼明提前半年毕业，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第一个获得硕士学位的人，随即赴美留学。在夏志清先生建议下，唐翼明选择了魏晋文学和魏晋思潮作为自己的学术志业。在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唐翼明撰著TheVoicesofWei-JinScholars:AStudyofQingtan（《魏晋清谈》）和《古典今论》、《魏晋文学与玄学》等多部专书。其中，博士论文单行本《魏晋清谈》由余英时先生做长序。唐翼明与1982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硕士班的弟弟唐浩明直到“文革”行将终结时才最终相认，二人都钟情于古典文学，弟弟后来成为岳麓书社的副总和曾国藩研究专家。1981年，唐翼明与阔别32年的母亲王德蕙在香港重逢，母亲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动，“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应该更激动一些”，她和父亲都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将这几十年的家国巨变解释为神的安排。“不想一辈子同彼此都不认为是自己人的人生活在一起”，1990年9月，唐翼明离美返台，得以侍奉双亲，先后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国立*治大学”和东海大学、淡江大学，成为“赴台湾开讲大陆当代文学的第一人”（迄今还是大陆赴台学者中惟一由台湾“教育部”正式认定的教授），著有《大陆新时期文学：理论与批评》和《大陆“新写实小说”》、《大陆当代小说散论》、《大陆现代小说小史》等专著。《时代与命运》分三辑，中辑“到台湾去看什么”和下辑“人是一只蜘蛛”较之于上辑“六岁出门远行”更吸引我，因为作者见证了解严前后的台湾*界和高教界变化，我从他笔下了解到了他的昔日邻居马英九，他关于“人生的国学”的见解……2008年年初，从台湾*治大学退休的唐翼明回到武汉定居，这位“永远的边缘人”受聘为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暨国学院院长、长江书法研究院院长、江汉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和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尽管回国后还是被当作“美侨”和“台胞”。唐翼明是某种程度上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汉口的寓所自号“阅江楼”，他自诩“我拥有一段长江”。登门拜访那一日，正逢远道而来的年轻人为衡阳当地的公益图书馆求字，因为唐翼明书艺风格自成一家，与饶宗颐、沈鹏等当世书家亦多有合作。唐翼明不顾刚从台湾回汉的旅途劳顿和腰腿剧痛，欣然为故乡后生题了几幅字。也许，他又想起已经60年没有回过的金溪庙乡下……受访人：唐翼明采访人：燕舞冷眼旁观命运的离奇曲折燕舞：《时代与命运》以及博客文章中，您都选用“你”这一第二人称来叙述，这是为了抽身冷眼旁观命运的离奇曲折么？唐翼明：对，就是把自己抽出来，对命运做一个冷眼旁观。免得搀入太多的主观色彩，尽量保持一个比较冷静的态度；另外，保持一些反思。这样就好像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人，站在镜子里面，然后“我”跟“你”讲话。这个人其实就是我，所以我对他非常了解，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当然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对上话以后，我们之间的距离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拉开了，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拉开。这样，我想说什么话，都可以保持一个较为冷静的态度，不把过多的感情和主观因素放进去。中国有一个自谦的习惯，讲到自己得意的事情时，一定要谦虚谨慎，否则人家就说你太自大了。把“我”对象化，你成为另外一个人，我就可以如实地描写――很得意的事情也罢，很糟糕或者倒霉的事情也罢，可歌可泣或者可耻的事情，就都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式讲述出来，比用“我”来讲更好。燕舞：您父亲当年担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去台湾后又官拜“总统府”副秘书长、“考选部部长”等职，但你们仨被送回衡阳伯父家抚养时，您的伯父居然还一直在家务农。唐翼明：今天的年轻人为什么认为这个很特别，这才使我吃惊和反思。这种情形在古典中国其实很普遍，很多人出身于耕读之家，然后在外边做官，但家里仍过着农民的生活。像曾国藩做过那么多官，他乡下那些亲属还是过着比较贫穷和简朴的生活。我父母的那种简朴，你不亲眼看见会不相信，连我自己都不满意他们。我说爸爸你做这么大的官，也不至于要这样子简朴嘛，太不符合身份了；我妈妈除了几套像样的旗袍之外，一般在家里穿的衣服都是在菜市场地摊上买的，几百块台币一件，相当于人民币几十块。母亲去世之后，我清理她的遗物，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金戒指也没看见一个。我父亲也是，他那个内衣还真打补丁，就那么几件衣服。燕舞：您父亲这样清廉的官员在他的同僚中应该还是占一定比例的，但最后他们所属的*派还是失败了，他们在国民*败退台湾后怎么理解和接受这种失败？唐翼明：他们有很多检讨，所以到了台湾地区后1950年搞了国民*“中央改造委员会”（1952年10月，国民*召开第七次*员代表大会，宣告改造完成，历时两年多。通过改造，蒋介石清除了*内的反对势力，强化了蒋氏父子对国民*的控制；使国民*各级组织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内部派系矛盾有所缓和，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国民*在台湾地区的统治阵脚――采访者注），秘书长就是后来文化大学的创办者张其昀先生，他还当过国民*“教育部部长”，我父亲是他的部下。国民*当年的问题很多，这是肯定的，他们的腐败也是很肯定的，像我父亲这样不贪污不腐败，并不等于别的同僚不贪污不腐败。其比例到底有多大，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我觉得国民*失败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经济*策的失败，尤其是金元券的发行搞得物价飞涨。再一个，就是*事指挥上的无能。详细原因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讨。我1981年出国探亲，妈妈在香港等我，那时我跟她已经分别了32年。见到父亲是1982年，我在美国已经呆了一年多，他才从台湾来看我。跟妈妈久别重逢没想的那么激动，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像应该更激动一些，但是我发觉妈妈比较克制、冷静，因为她后来皈依了基督教，所以在心理上就比较平静。后来我跟她谈话，她常常谈到很关键的时候就冒出一句“这都是神的美意和安排”。国民*1949年败退台湾后，确实有一些昔日的高阶官员及其家属最后在纽约或香港做寓公，他们中不少人都皈依了基督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精神压力。燕舞：与常见的对“土改”、对“文革”的整体性控诉和批判略有差异的是，《时代与命运》中关于这两个动荡时段的书写却呈现出更多细节和复杂性。唐翼明：我写这本书时只守住一点，就是写我亲眼见到、亲身经受的，绝不加任何歪曲和修饰，不为任何人做任何宣传，我的原则就是“完全真实”。我们的历史写来写去就是几个帝王和大臣的事迹，老百姓的事是看不到的，一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也是看不到的。“文革”中的很多事情后来没人知道，但是如果有很多人真实地写自传，像胡适倡导的那样，这个历史面貌才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写“土改”也力求真实，绝不会因为我们家在“土改”中受冲击就写得很阴森，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好玩”，因为小孩子不懂事嘛。“土改”中普遍的阶级斗争意识其实并不像后来那么强，那个时候只是打倒地主分田地，能够把这个人打倒，把他们的财产和田地分了，农民就高高兴兴，小孩子不会管其他的。夏志清先生的影响燕舞：在您看来，有哪些主要因素成就了夏志清先生的学术功业？夏先生对您治学风格的最大影响是？唐翼明：夏先生对我的影响，与1980年前后在武大中文系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专业硕士班时所受的胡国瑞先生影响是一样的，更多的在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他讲的具体知识，我还真的记不得多少。在我进哥大之前，这些基本知识对我而言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在哥大真正花力气最多的是英文。我和夏先生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他一生教了13个博士，我是最后一个关门弟子。夏先生是耶鲁大学的英美文学博士，英文（书面文字）比美国人还好。我的博士生论文400多页，夏先生用三种不同颜色的圆珠笔从头至尾改了三遍，现在我还保留着这些校样。他仔细地把所有不妥的地方、错误的地方都改过来了。比如，我在文中引用了一些梵文文献，上面有一些小波浪符号打掉了，他就帮我添起来，还情不自禁地在旁边写评语。后来，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在纽约大学读历史学博士，现在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历史系系主任，他的书还得了美国的学术奖。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因为我的缘故认识了夏先生，所以请夏先生作序，夏先生那时80多岁，已经退休了，但是为了写这篇序，居然把我这个朋友的历史学著作都看了后，才动手写序。他做学问就是这么扎实，这个真的非常了不起。当然，如果你听夏先生的课就完全是另外的样子。他上课有个几步曲，第一步和大家讲，你们要多吃维他命，还告诉你哪种维他命好，我在他家里看见满桌子都是维他命。第二步就是讲好莱坞电影，他的英文从中学时就很好，后来在上海读沪江大学，是基督教的教会大学，又喜欢看美国电影，有洋场少年的味道。夏先生每次上课都会和我们讲玛莉莲？梦露怎么样、赫本怎么样，讲完这些之后才会讲他上课要讲的正题。讲课的精华部分如果不注意，马上就过去了，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些很放光的点。夏先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天分很高，非常的天真，很直率。其实，他是比较害羞的，并不善于社交，但做起学问来非常自信，以致你很难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他尤其喜欢和女孩子开玩笑，挺好玩的，所以人家都叫他“老顽童”。夏先生的葬礼我没有去成，因为在武汉这边有课，还有很多事情，但我做了一副挽联，用毛笔写好裱好，用国际快递寄去，赶上了他的追悼会。赴台湾开讲大陆当代文学燕舞：您被誉为“赴台湾开讲大陆当代文学的第一人”，且著作等身，可1990年由美返台侍亲并开始执教于“中国文化大学”时，台湾地区刚刚解严，您讲述大陆当代文学所需的资料、资讯是如何获得的？最初的讲义又是怎么编成的？唐翼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可以找到所有这些资料，当时哥大东亚图书馆有65万册藏书，比大陆或者台湾、香港的都要丰富。我早期的讲义全部都是寒暑假在哥大把书看了再编，有一些看不完就借回台湾去，有时候还用别人的名义多借几本，另外，还请大陆的朋友帮我找资料。台湾解严之前，已经开始可以找到很多书了，虽然不是那么全。比如鲁迅的书，1980年代在台湾就有了，只不过用的是“周树人”的作者名。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也有，不过署名叫“李厚”，把“泽”字拿掉了。到了1988年宣布解严以后，这类书就大量地涌了进来，有那么几年是一个潮，开了很多专门卖大陆书的书店，大家都很急于了解大陆的情况。台湾对大陆当代文学的注意在1990年代是一个高潮，之后就慢慢低下去了。我在1960年代就已经组织过一个“拓荒者诗社”，在哥大又组织了“晨边文学社”，对当代文学一直就很关注。夏志清先生又是研究现代文学的，所以我曾经有一段很想转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上。夏先生告诫我，你留在美国教书，还是搞古典文学研究比较好，因为老美对现当代文学还是不大重视，他们认为中国的学问在古代。他建议我博士论文还是写魏晋，等以后把终身教授的职位拿到了，如果有兴趣，再搞现代文学研究也不迟。到了台湾还真应验了夏先生那句话，他们马上让我开现代文学课，这门课在台湾从来没有开好开完全，因为“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戒严时期是不能讲的，就剩下什么梁实秋、徐志摩等。你把这些人全都抽掉了，还有什么现代文学？关于大陆当代文学即1949年之后的文学，在台湾更是没有人能讲。但是，一到解严之后，门打开了，很多人都想知道，尤其是学术界。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国人自发的道德自救和文化自救燕舞：竞相成立国学院可能是大陆高校这些年继“扩招”之后的又一大热潮，自2012年3月起执掌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以来，您两年多前上任时的抱负与规划实现得怎样了？唐翼明：现在，传统文化的复兴或者说“国学热”，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最开始并不是*治上层有这个意思。我把它看成一种国人自发的道德自救和文化自救，今天只要头脑清醒一点的人，都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受到了太大的破坏，尤其是“文革”时期。这个恶果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好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缺少精神支撑，缺少敬畏之心，太利己。如果这些都丧失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散掉，就好像没有粘合剂一样。今天我们讲普世价值，老实讲，哪一条是中国人以前没有谈过的呢？现在很多人钦佩陈寅恪先生，其实我们对他的学问并不了解，我们崇拜的是他说的十个字“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其实是中国读书人从古以来的传统啊。孔夫子讲：“三*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不就是讲独立人格吗？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中国文化当中有很多很好的资源，比如平等、博爱，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现在所珍视的普适性人文价值，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都有。燕舞：有批评者认为《三字经》的学术含量不足以作为国学经典，但您以及弟弟浩明对这类童蒙读物和家诫、家训、家书、治家格言等非常重视，前几年您还出版过《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唐翼明：传统文化的复兴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精英文化，一个是大众文化，即西方人讲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现在还是几十年以前的做法，把国学当成一具尸体来解剖，而且是拿西方的刀子来解剖，这样研究国学，你再尽心都没有用。国学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灵*，你得把它激活，你得让它成为老百姓的行为准则，比如说我孝顺父母，我爱我的兄弟姐妹，我爱我的邻居。只有这样，国学才有用。精英文化的云端之学要下降，我赞成章开沅先生讲的“人生的国学，国学的人生”。如果国学跟人生不结合起来，这个国学到底有什么用？如果把中国的学问只看成历史的东西，来整理一下“国故”，就没有活力了，这是不够的。传统之所以是传统，就因为它现在还有用，就像一条河从古代流下来，现在还在流着。所以，精英与大众这两头都得兼顾，包括《弟子规》这些东西都不应该过分地轻视它。《弟子规》当然是童蒙读物，我并没有让大学教授去念，但《弟子规》对小孩有好处，对普通老百姓有好处。《三字经》也并非今天的好教程，问题不是它们的错，是我们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斩掉，只剩下这些东西了。《弟子规》当中有些部分到今天不适用了，以后发展得更好了，也许我们会有新的《弟子规》出来。燕舞：如果说“凡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都是国学”，那国人传统的生存、生活方式均已发生剧烈变化，“国学”的发展与研究也应该随之深化？唐翼明：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把中国的文明传统、文化传统跟现代社会对接，今天需要复兴，但不可能也不应该复兴到原来原封不动的样子。比如，现在我们讲“孝”，不需要在父母面前磕头了，但是在一定的时候，比如自己结婚或父母生日的时候给父母磕个头，这是现代人可以接受的，其他方面也一样。台湾地区在这点上做得比较好，一方面传统文化一直保存着，另一方面受日本和西方的影响很大，它已经在不太为人觉察、并没有采取革命性举措的情况下自己慢慢做了很多转换，这条路是我们要走的。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很需要注意两点，一方面要守住传统文化的灵*和精神，另一方面要结合现代做适当的改变，任何一方面都不可缺少。目前，我们更大的危机在前一方面。在文化上，适当的保守主义是很重要的，保守并不坏，你必须在保守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我偏向保守，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一个应该被批判的名词，尤其我们中国的具体情况更是如此。
